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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上高县敖山镇副镇长唐国徽——扎根乡村接续奋斗******

　　大棚里，几十株果树枝繁叶茂，黄澄澄的果实点缀其间。12月1日，党的二十大代表、江西省上高县敖山镇副镇长兼洋林归侨少数民族聚居村党支部纪检委员唐国徽，一大早便和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推广研究员赵险锋，钻进了村里的大棚。

　　“国徽，今年的果子口感不错。”村民们笑着打招呼。

　　“市场销售也很好。我调研了一下，在南昌每斤平均可以卖到10元，品相好，售价更高。”唐国徽笑着说，“今天咱们请来技术专家，给大家讲讲果树保养。”

　　怎么修枝去果，如何保留养分，赵险锋讲得认真，大家听得仔细，不时提出问题。连下几场小雨，气温明显下降，大棚内却是热火朝天。大棚外还有连片的泰国红心柚园、火龙果园、蓝莓园。

　　今年34岁的唐国徽是洋林村土生土长的瑶族小伙。大学毕业后，曾在深圳创业。就在生意红火之时，他应邀回乡发展。10年来，唐国徽带领乡亲们通过发展水果、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走上增收致富之路，村民人均收入从8000多元增至2.8万余元。

　　出席党的二十大后回到村里，唐国徽积极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唐国徽对乡亲们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不能有‘等靠要’的想法，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咱们洋林村最大的特色就是多民族聚居，发展乡村旅游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村民们听得带劲，也提出一些建议，唐国徽一一认真记录。随后，唐国徽拿出一份方案，与洋林村党支部书记张胜德一起到县水利局争取项目资金，计划打通洋林村边与泗溪镇漕港村边水塘，打造景观湖泊。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和泗溪镇进行了协商，一起发展全域旅游。”唐国徽介绍，目前洋林村水系治理项目已经立项。

　　对接电商平台，打造“多彩洋林”农产品销售平台；联系专业公司，制订洋林村特色旅游小镇规划……“国徽一直没闲着，带着我们拓宽增收致富路。”张胜德拿出工作日志，其中记录了最近的工作日程。

　　“来看看我这刺绣怎么样？”走进村民陈胜梅家，她手里正针线飞舞。唐国徽拿起一份刺绣作品，只见“多彩洋林”几个彩字下，绣着一幅山水田园图。

　　“您的手艺快赶上老师喽！”唐国徽点赞。上月底，唐国徽请来上高县特殊学校的刺绣老师，为全村妇女开展了两天培训。

　　洋林村的妇女有民族刺绣手艺基础，如今在老师的带动下得到提升。村里的美术老师叶其秀，以洋林村风光画出10余幅“多彩洋林”美图，作为刺绣创作的底板。“大家不用担心销路，刺绣老师帮咱们卖，乡村旅游也能带动销售。”唐国徽给大家鼓劲。

　　“发展好洋林村，要只争朝夕。”掏出一张手绘的地图，唐国徽比画着说，“露营地、童乐园、滑草场、民族创业园……完成一项，就在旁边标注一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唐国徽说，“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我愿扎根乡村接续奋斗，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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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贺劭清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摄

　　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摄

　　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摄

　　《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摄

　　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